《新华外来词词典》序：这也是一种研究
史有为先生主编的《新华外来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在序言中，史有为先生回忆了词典的编纂过程，尤为有感触地提到：辞书编纂也是一种研究，是对以前成果的一种承续。辞书有理想的类型，但却须要一代一代地积累。外来词词典可以选择描写型、知识型，甚至可以尝试研究型的新路；对其中的日源词可以不受限于分类争议。这对我们今天的辞书编纂工作也很有启发意义。
因原文很长，本期文章做了节选。
承续
辞书编纂与论文写作不同，论文只需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辞书是全面或多面的，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不可能全知万能，因此，辞书历来就是传承的，同一部辞书，可以一版一版地传承，不同辞书也可以承续前出，而致后出转精。现在这部《新华外来词词典》也不例外。
外来词词典本来就没有几部。除了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和笔者合作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年版）外，有分量的借词类型的汉语词典，还有哪一部呢？我们不能不参考和继承1984年版的这部词典，因为这是当代唯一一部比较全面、认真、有分量的外来词词典，是经历了21年的努力、两次（1960—1968，1978—1982）集体编写才得以成书的辞书。
回想起当初笔者参与编写这部词典时，高名凯先生已经去世，他只能以一张张卡片参与。1978年开始的重新编写，剩下的只有刘、麦二人，而我，则是一名被邀请进来的半路初学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每周我们三人都会汇聚在南锣鼓巷的刘宅一至两次，讨论词条和体例。每次去时，我都看见刘先生端坐在窄小的陋室里，在打字机前一边翻阅外语词典，一边打着词条，从早至晚，除了赴大学上课开会，他几乎都在打字机前工作。这是一间加盖的不足9平米的小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单人床，沿墙一排装满中外辞书的书架，每天晚上他就独自睡在那里。他把高名凯先生生前和他一起搜集的词条以及高先生去世后自己独自搜集的西语外来词，重新编写了一遍，增加了对源词的进一步溯源。进一步溯源是个新项，为许多借词词典所无。即使是日本的外来语词典，也只是个别词条才有些有限溯源。那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国外资料奇缺，日语的外来语词典几乎一册也没有，无法参考，汉语的借词类词典该是何种模式，完全凭高先生最初的设计以及刘先生继后的修改。当时麦永乾先生为编写日语来源词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并没有带太多资料，当然更没有当时水平最高20多卷本的《日语国语大辞典》。即使有，那也只能是第一版（1972—1976）的，没有标明书证时间，很难根据这些词典确定汉语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词。因此，日语来源词的确定，的确是一件很困难和很危险的研究工作。据现在的研究，其所收日源词中有不少可能仍是汉语自创词，但这也不能否定麦先生当时的努力。
刘正埮先生在该词典序言中这样描写开始决定编纂时的考虑：“只有更加广泛地搜集自古以来为数众多的汉语外来词，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参考各家对汉语外来词词源的探讨进行比较研究，虚心请教各学科、各语种的专家，并竭尽绵薄对前人尚未研究过的汉语外来词进行探索和考证，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奢望。我们自审学识浅陋，而这项工作又是如此的繁难，需时久而费力多，使人望而生畏，但考虑到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在我国尚属创举，如不大胆进行尝试则何由改良并使其渐臻完善？我们觉得责无旁贷，只有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而勉任其难了。”这些话不仅代表了高名凯先生的意志，也说出了后加入者的心情。
如此前后历时 21年，又经过最后三年的紧张突击重编，并蒙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接纳，这本词典才得以面世。刘先生最后这样总结道：“汉语外来词研究工作既缺乏足够坚实的科学基础，我们对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进行尝试更是缺乏经验，况且限于时间和人力，很难指望收到预期的效果，恐怕只可以作为引玉之砖了。”这是对当时该学科研究的真实描写。的确，这部词典还存在不少缺憾，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早已为学界所承认。它是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点。自此以后，外来词研究已经今非昔比，逐渐蔚然成风。这其中的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高名凯、刘正埮二位先生，归功于这部词典，而这也为本词典的编纂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本词典在参考上述词典时，重新查考了部分词源，并补正了其中一些疏失。除此之外，本词典同时也参考了岑麒祥先生的《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年版）和中国台湾国语日报社的《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1980年版），参考了国内多种包含有新词和外来语词信息的辞书和论著，参考了日本一些著名辞书与外来语词典以及多种外文词典。其中尤其要指出黄河清的《近现代辞源》（2010年版）对本词典的重要参考价值。先出的辞书，是任何后出辞书都无法绕开的，除非见不到或故意拒绝参考。参考就是一种继承，是对该辞书的重视与尊敬，也是必须具有的专业态度。历史地看待、继承并评价这些辞书也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与态度。辞书一经面世，其条目的释义、说明，就已成为公众的服务者，功能上已不再属于私人。应该允许人引用，允许人继承，允许人发展，允许人评说。我们也相信，任何有理想的辞书编写人，都会期望自己的成果能被后来者所继承、所发展、所改进、所覆盖，能为科学与文化的承续与光大，尽一份历史的责任。如果本词典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促使本词典提高水平，更上层楼，则理想有望，求之不得。
理想
一个辞书人，只要有责任心，都希望在自己手里完成一部理想的产品。后人对前人辞书的更新，不仅出于新陈代谢的需要，也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在外来词辞书方面，理想的产品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具备哪些性质或项目呢？我想，应该有下列一些：
其一，能严格按照借词标准收词。其二，能提供尽量广泛而平衡的词目。其三，能提供与释义相配合的尽量准确的源语或源词。其四，有适当的进一步源词溯源。其五，能提供相应的尽量早的书证或使用实例。其六，能提供所收语词的必要应用说明，包括发生和使用地域和阶层、使用频度、实际读音、语词风格。其七，能提供与所收语词相关的知识，包括收词的根据，源词语产生的背景，以便加深对这些语词的理解。其八，具有一定的联想功能，可以联系到相同、相似、相反的其他外来词。其九，具有一定的研究功能，能提供不同看法或研究结果，以推动进一步研究。最后，能提供开放平台，让辞书具有动态改进或修订功能，具有编—用互动的功能，以便能及时增删词条、更新词条内容。等等。
这样的理想词典，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它需要有稳定而有力的支持，需要有稳定而能干的团队。就像《现代汉语词典》，在不断新陈代谢的团队的努力下，从1960年的试印本开始，到1965年的试用本，再到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第1版，最后到2012年的第6版，精益求精。就像日本《广辞苑》和《日本国语大辞典》那样，在几十年间保持了核心团队，并分别由岩波书店与小学馆给予坚持不懈的支持。前者从1955年第1版到2008年的第6版，经历了七次增订升级。后者从1972—1976年的第1版，到2000—2002年的第2版，更新换代，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后者除了增加词条、修订义项外，最重要的是对所有的书证都加注了公元年份，与世界纪年接轨，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理想的词典也需要开放型网络互动平台作为必要手段，让工具书跟上IT时代，变革辞书模式，扩大辞书功能。
这样的理想型借词词典，在目前是达不到的。因为，借词并非显学，只是词汇学下的一个小小科目，缺乏更多人的深度关心与致力。因为，借词或外来词的界定与范围早就有争议，在汉语中区分不同外来类型的语词并说服公众接受是一件困难的事，有多少人会知道“吉普车、香槟酒”是借词，而“迪吧、波司登”却不是？同样，又有多少人知道“手续、引渡”是借词，而“经济、民主”只是准外来词？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有坚实支持的稳定团队持续而有积累的工作，我们往往停留在个人工作层次，所有的资料、钩沉、考订积累，往往随着个人退出历史而不知去向。因为，我们社会的整个文化研究还不可能提供所需的资料，我们对资料的发掘和钩沉以及研究还太不理想，无法提供所需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的语言资料还有不少可能是禁区，很难作为书证而被公开引用，其中或许是我们心造的禁区，不敢触碰（黄河清在《近现代辞源》中使用敏感人物的用例是个例外，说明编者尊重科学，并没有被政治正确所束缚）。因为，自上古至清末汉语词汇中有太多身份可疑的成分，我们现在又太缺乏深度的研究，缺少像当年劳费尔对古代中国与伊朗交流的关注，白鸟库吉对匈奴名号的研究，缺少当年像季羡林对“浮屠”与“佛”等的研究，缺少现代如张永言对“轻吕”和“沐猴”等的考证，缺少今天像林梅村对汉语中吐火罗语痕迹的执着关注。因为，我们在知识和能力上还缺乏广阔的基础，所知博物、史地知识太少，所会语言太少。因为，我们缺少有为此甘愿献身、甘愿坐一辈子冷板凳的学术执着者。没有一定的量作为基础，也就很难构筑成相当水平的质。在很多方面，我们还达不到日本荒川惣兵卫的《角川外来语辞典》（1977年，第2版）和吉泽典男、石绵敏雄《外来语的语源》（1979年版）两部辞书那样的水平。
当然，我们也会尽力追赶，但这仍然需要一版又一版、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我们相信，只要存着理想，只要坚持不懈，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会超越，会逐步实现理想。我们也会尝试开拓一些新的领域，试探一些新的模式，比如，研究型辞书模式。研究型模式的核心在于研究的特性。而研究，不但带有实证性，同时也带有假设性；不但带有考证结果，同时也带有疑问显示。因此，辞书的研究型模式就是：不是只提供一种规范或经典答案，也并非仅仅描写，而是提供使用者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问题。这包括提供不止一种可能的解答，提供疑问或疑点，提供曾使用过的各种异体，提供可借以比较或对比的资料，提供未知或待考的项目，提供一些推翻判定的可能。它不再是神圣而不可质疑的“典”，而是亲近读者的“汇”。具备这些条件，又具备辞书所需要的汇聚、简约、明了、便利等特点，那就具有某种研究型的资格。我们愿意在本词典内做些尝试，尤其是在日源词部分，希望能激起读者进一步考订的兴趣。
另类
日源词中的音读汉字词已经成为外来词中的一道难关。难在两个方面：一是性质，二是源流。
关于音读汉字词，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说它们是日语的词，应当承认它们是日语词，进入汉语以后当然属于借词/外来词。有人坚决反对，说这些本是用汉语语素和汉语构词法构成，应当认为是汉语的词。作为外来词词典，则左右为难，收不好，不收也不妥。从根子上看，日语是一种混合语。汉语是已知日语词汇中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是早已根植日语骨髓且不可分离的。音读汉字词在日语中并非如一般借词/外来词那样以零散状态存在，而是早已以系统状态进入日语。日语对汉语语素-词的借入是系统的、全面的，汉语语素犹如日语固有语素，已经成为日语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们已成为日语的血与肉。这些词由汉语语素构成，又用汉语构词法构成，甚至有的就来自汉语古籍或口语方言，而且读音上与一定时代的汉语发音存在清晰的对应规律，如同中国的汉语方言一般。因此，日语自制的音读汉字词如同“日制英语词”那样，就是“日制汉语词”，可以视为一种域外汉语的词汇存在，可以视为词汇层面的广义的汉语方言。然而，这些音读汉字词又是由日本人创造并使用，在使用方面服从日语的语法规则。这些词在汉语中的存在是局部的、选择性的、时代性的，基本上是现代用词。如果中国人不接触它们，它们将永远留在日语中，而不为中国所知。它们是汉语的，又是日语的。它们产于日本用于日语，根底又来自中国。这是一种特殊的亲戚关系。日本使用的汉字，它们的变形、讹误、简化以及日制汉字，从书写系统也佐证了这种关系。因此，这些词显然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是语言学未充分关注的一个类型。在汉语中，从构词元素与构词方法方面看，它们似乎就是汉语的“固有词”；从创制与使用的角度看，它们又是来自日语的特种借词。传统那种非A即B的思路已此路不通，完全不能应对，只能徒增无休止的争辩。于是，本词典决定采用柔性处理，将这些音读词定位于中间状态词——汉语的“准外来词”。
日源音读汉字词，也是所有词目中最难以确定的，因为它们与中国构造的汉语词面貌几乎完全相同。它们构成了大量的中日同形词。这些同形词大致有四种情况：
一是日语借汉语，大凡汉语古典作品的语词，都可以认为是被借入日语的，数以万计、十万计。近现代则如“银行、码、电报、保险”，等等。其中有的是汉语一度中断使用，而后又从日语中接回老家，“银行”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二是汉语借日语，例如“帝国、国花、军舰、金融、物流、不动产、容积率”，等等。较大规模的借入从晚清开始，如今已有衰减，但在动漫等个别领域又再度借用兴旺。
三是中日各自产生而碰巧同形，例如汉语的“源语”，日语也有此形，但却是《源氏物语》一书的简称；又如汉语的“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在研究生院攻读的学生，而日语的“研究生”是指没有学位论文要求的专修生；再如“领空”一词中日书证均显示为1930年，很可能是中日双方各自根据已有的“领海、领土”类推创制而成。
第四种是生于汉语，借入日语后又由日语发展出新义或加注新义，之后再回流或被引进汉语。“民主、经济”即为此类。又如“漫画”，清代金农《冬心杂画题记》：“时已至矣，辄思乡味，漫画折枝数颗，何异乎望梅止渴也。”指戏画、漫笔。据考，此意义下的“漫画”于1771年前后传入日本，随后日语以此翻译西洋的caricature，在日本发展出一新画种，即今之漫画。最后又于1922—1923年之前回流入中国，在《文学周报》上以“漫画”之名发表，此即丰子恺的画作。“遗传”本为汉语所构，原指留传或遗留下来的传闻；日语发展出生物学上机体构造与机能传给下一代的新义项。“移民”也为汉语所构，但汉语原为动词，往他地迁移居民；日语借来改成名词，指迁移到他地的人。有的义项间差别很小，很难确定其是否同一。
此外，还可能有一种同形类型，即汉语历史上已有或可能有此二字组合，但停留在短语/词组阶段，因为汉语的一字语素大部分都可以是词，是汉语的基础。而日语这样的二字组合则已经成为单词。“派出”就是这样的情况。“自给自足”是另一种类型，日语将汉语的“自给”和“自足”发展成熟语/成语。日语起着词汇化推手的作用。
而且，我们发现越到三字词、四字词，中日各自构造而同形的情况可能会越多。因为二字词是语素之外的另一个词汇基础。当汉语增加了一种新的词汇基础之后，自源地构词就成为一种常态。因此，中日同形而异源的概率就大大增加。本词典为了保险，也就侧重于收录日源二字词。
以上数种，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很难确切地说是哪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复杂如此，即使有书证支持，也难免混淆所属。因为资料书证至今仍是不全面、不及时或非即时的。今日见到的书证，明日可能发现有时间更早的新书证，推翻今日确认之源流关系。“银行、保险”就是这样从认为来自日语，又改为来自汉语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谁也无法确定。就此而言,资料是辞书的生命线。资料更实更广更好，才能编出分量更重、质量更高的辞书。
不同的质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由此，我们想到必须改变确定型、规范型的辞书模式，而变为描写性、知识性、探索性、研究性的新模式。将日制音读汉字词以“考”来标记中日源流关系，将中日间确定性的判断，改变为考源性的提示，降低源流关系的确定程度，留下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本词典将日源词部分改为重点提供中、日各自使用时间的模式，以刺激有关书证发掘、考查的研究，推动认识的深化。我们殷切期待新书证、新资料的发现，以此更新目前的收词，以此改写目前的说明，变更语词的性质。这样，我们的空间就宽阔了，困局解脱了，不再为“典”所束缚。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另类别途，但我们愿意尝试，愿意被质疑，被争议。因为这对辞书、对促进外来词研究，太值得一试了。
由日语音读汉字词的身份争议又想到另一重大课题：那些意译词应该如何处置？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意译词是比音译词更具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更贴近汉语，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它们所输入的大部分是新术语、新概念、新观念，对社会有更深刻的影响与更强大的推动；因为它们比音译词的数量更大，影响也因此就更大。它们与音译词里的概念词以及日源汉字词共同构成了“外来概念词”。搜集这些词，按不同引进时间段汇集成册，将可以更明晰地看到在某个时段我们汉语的变化，以及这些外来概念词对汉语及其使用社会的意义。很高兴我们已经为此而努力，而且已经有了成果。但愿这一工作能得到更多人、更多机构的关注与参与。
图书信息
《新华外来词词典》
史有为 主编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 编
全面展现外来词面貌
力求挖掘外来词语源
一部中型汉语外来词描写词典
收录汉语外来词共20000余条
考源
注明外来词词源，提供进一步溯源
以考源态度处理日源汉字词3000余条
尽可能注明日语中最早出现时间
设知识窗
介绍词语得名缘由、释义背景知识、使用时间及地区等
设参见
参见词列举相同、相似、相关的本词典所收其他外来词和字母词起首词
提供附编
“字母起首词”2000条
“常见日制汉字转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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